打開word，很想趕快地寫些什麼，但腦袋就是當機
一想到註釋、理論、參考書目
整個就是不想寫
也寫不出什麼
很奇怪地，我打開無名po文
就很知道自己想寫的是什麼，可以寫的是什麼
這應該是一種心情的轉換吧
上無名是沒有壓力的，可以暢所欲言
然而寫報告卻是一種責任，有責任就會想把他寫好，正因如此，拿了更多框框套住自己。寫碩論時，我看還是把材料找完，以「輕鬆心情、嚴謹態度」來面對吧!
史景遷是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新社會史學家中最受矚目的，主要是他敘事風格，從許多不同的文本，從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來看整個大歷史，這點與黃仁宇的《萬曆十五年》、《中國大歷史》很相似，也正是新社會史學家希望能夠引領探究的一塊領域。
《婦人王氏之死》用到三種史料主要是《郯城縣志》、《福惠全書》和《聊齋志異》。史景遷所作的並不是爬梳史料後所作的歸納統整功夫，而是巧妙地融合運用，以這些史料為主軸來解讀一個時代背景，以文學的手法、歷史的思維來鋪陳十七世紀的社會狀況，反映了當時明末的知識份子、下層農民、婦女的地位。
在史景遷的安排下，從天災人禍的郯城，我們看到了什麼??
首先是編纂《郯城縣志》的馮可參、黃六鴻是生活困窘有功名的官員，我們從他的記載中從郯城的經驗來看，連接不斷的災難、人口不斷的流失，地方官員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苦撐，而中央政府卻鞭長莫及。蒲松齡則是科舉制度下永無翻身之日的犧牲者。只好寄情於鬼怪世界聊以慰藉。這是上層社會的狀況，知識分子十年寒窗，取得功名或沒取得功名，在地方上有其一定的社會地位，但實質上對生活的助益並不大，生活仍然窮困潦倒。
接著，從土地中，我們看到農民與自然環境搏鬥的生活狀況，為了生存，不僅要與貧瘠的土地搏鬥，不論是乾旱、水澇、蝗災等，都有可能使莊稼毀於一旦卻無力反抗，只能認命地順天應人，將精神依託於城隍爺、土地公，或是因為孔子曾問教於郯子而對此地有一絲絲與有榮焉，算得上是郯城唯一值得欣慰之處。除了天災，貪官汙吏也是人民痛苦的根源，然而在這大體制下，人民沈痛的吶喊卻極少被聽到。因此，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不是妥協，就是反抗。
最後，是婦女的無聲控訴，不論是貞節牌坊的枷鎖、禮教觀念的綁縛，使婦女的地位始終是男性的從屬者，沒有自由也沒有權利追求什麼。
所以本書雖是以婦人王氏之死為故事的結束，然作者的歷史解釋並不完全只有這一種，還包括了三種不同社會位階者樣貌的呈現。
從這本書中，我認為有幾個點是很有啟發性的，也很值得後輩借鏡。
第一、大歷史可從不同文本來建構，史家應有統整綜合的能力。如史景遷就很擅長於這部份
的運用，我們在使用歷史文本時，除了二十五史或是典藉之外，事實上有許多像方志、手札、小說、傳奇、民間故事等，都可以是歷史研究的材料。如何將材料變成有利的證據來論證歷史議題，則是需要統整綜合的能力。不論是黃仁宇、史景遷都是很好的範例，這也是史家應有的史才。
第二、社會史研究的面相多元，從細微處見其宏大。近來，新社會史的研究蜂起，因其貼近
大眾生活，得到的認同與共嗚也較多，一般民眾較能藉由這種的歷史研究及歷史作品來親近歷史，所以有許多的學者投入，將歷史學的版圖擴大並更生活化。因此本書之所以是暢銷書，筆者認為應是新社會史的走向，逐步為大眾接受的結果，當然史景遷本身文筆淺顯易懂，敘事有條理，有融合歷史的想像與同情，帶領讀者進入「神入」(empty)的境界，這部分亦是貼近大眾心理，也使社會史研究的面相更加多元。歷史家在象牙塔中餖飣考證，有厚積史料之苦心造詣，但若歷史更能在新時代潮流中翻出新浪花，從細微處著手，以宏觀眼界來進行研究，如此應能更加多姿多采。
另外，《婦人王氏之死》中從王氏的經驗反映當代的婦女生活是沒有自由的，在封閉的傳統中國社會中，反抗禮教是有悲慘結局的，從王氏躺在雪地中那雙紅鞋正是不流血的鮮活畫面，控訴著許許多多在婦人王氏死前所無法了解的束縛。然筆者認為，在《婦人王氏之死》這本書中，婦女的地位與生活是論議的重點之一，但作者從小人物出發去看社會的價值觀，這部分更是值得我們細細去發掘。以整個明代社會來說，中央政府的軟弱無力，人民只能在艱困的時代中以微弱的力量求生活，但是社會的價值觀及對土地的依戀，使這些小人物很少去思考自己能改變什麼，因此只能任時代洪流衝擊。單純地「討生活」，在史景遷的許多作品中我們都可以看見史景遷對中國「不變」的價值觀的觀察，而史景遷的答案似乎是順應中國的「不變」從道德層面與心理層面來看待中國。《婦人王氏之死》不是婦人王氏的列傳，而是一部鮮活的社會史研究，值得閱讀回味，期能激盪出更多元豐富的社會史觀察角度與歷史思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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